张小满，通过“小镇做题家”路径走出陕南乡村、定居深圳的“大厂女工”。春香，打了半辈子零工、努力托举儿女考上大学的农村妇女。
2020年，在老家找不到活干的春香夫妇，在女儿小满的建议下来到深圳。不久后，春香成为一名保洁员，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张工资卡。
在商场和写字楼鳞次栉比的深圳，人们会在很多场合看见保洁员的身影，他们维系着这座超级城市的“体面”与“洁净”，但很少有人会关心他们如何生活。因为春香，小满得以走进这个群体。
保洁员们大多来自农村，不少人年逾60仍在为自己的养老而奔忙。工作时间，他们穿梭在各个楼层，清理着地面上的污渍、马桶里的污垢，一刻不能停歇，处理稍不及时，就面临商场督管的投诉；他们没有五险一金，合同里月休4天的承诺也是奢望。但对很多保洁员来说，这已经是他们做过的最轻松的工作。
每天晚上，春香会给小满讲述自己的“职场”见闻，小满也常常在闲暇时间来到母亲工作的场所帮忙，和母亲的工友聊天。保洁员们惊讶于小满的出现，问春香：“你女儿怎么不嫌弃你？”
母女二人共同拼贴出保洁员群体的生存境况，并由小满记录下来，汇聚成非虚构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近日，张小满接受观察者网的采访，分享自己成长、写作中的心路历程。
春香来到深圳后，小满和母亲重新住到一个屋檐下，两人常常看不惯对方的行为习惯。在记录母亲的过程中，小满学着用一个成年女性对另一个成年女性的眼光去看母亲，她对母亲的理解和包容不断加深。
而包括春香在内的保洁员们的故事，也让小满愈发意识到自己和他们有着一样的来处。
2020年9月27日，是52岁的春香第一次来到深圳的日子，这是她去过离家最远的地方。春香不会说普通话，不认得多少字，手机也用得不熟练，这座巨型城市让她感到慌张。一开始，春香总是紧紧跟着小满，她对能否找到工作没什么信心。
小满通过求职网站替母亲投简历，这是年轻人常用的求职方法。但有回应的公司不是太远就是工作时间太长。这让小满觉得，大数据有时候也没那么靠谱。
她来到家附近的商场、写字楼、小区，拉着那里的保洁员聊天。“嫂子你是哪里人？”“你怎么找到工作的？”搭讪间，她很快有了工作。
春香的第一份保洁工作是在福田的一家高端商场，每天8小时，月休4天，月薪2500元。这些钱将第一次以准时到账的方式打进银行卡里。过去，春香的工作都是用现金结算。
每天的工作从清晨7点开始，春香负责打扫商场负一楼的电梯、地板及扶梯，这里聚集了众多餐饮类店铺，还连着地铁的出入口，人流量巨大，是整个商场最难打扫的地方。她最集中工作的时间在上午10点以前——保洁员们必须赶在商场开门前把这里打扫干净，给顾客最好的体验。
到了10点半，有半小时休息时间，这也是上白班的保洁员仅有的午餐时间，十几个保洁员共用一个微波炉，热饭得靠“抢”。
按照保洁公司的规定，保洁员在工作时间内不能停下休息，商场公共区域也没有供休息的凳子。春香患过滑膜炎，为了得到工作，她在入职时隐瞒了这件事。现在，长时间的来回走动让她异常难熬，只能趁督管不在的时候，溜去女洗手间进门处，坐在长凳上歇几分钟。
商场管理处有一支专门监督保洁员的队伍，这些年轻男女的工作是在需要清洁的地方巡逻，即时发现没打扫干净的地方，拍照、发到有领导在的微信群，这可能会导致保洁员被罚款。保洁员很讨厌这些年轻人，觉得他们没有同理心。
春香曾被一个女孩当面指责地板上的污渍没擦干净，还曾听到女孩们在背后议论“山里来的人很难缠”。但也有个女孩，在得知春香腿脚不便后，总是对她偶尔的“偷懒”视而不见。在小满看来，人不能以纯粹的好坏来区分，母亲需要慢慢适应深圳人与人之间的复杂性。
保洁员的工作被层层外包，几乎没有保障可言。他们没有五险一金，合同里月休4天的承诺也很难兑现，很多人为了多挣点钱要连上16小时的班。
虽然工资不高，要遵守的条条框框却一点不少。扣工资、甚至丢掉饭碗是家常便饭。
春香在商场工作时，一些保洁员会趁督管不注意捡垃圾来卖。一次，一位四川阿姨偷藏在商场各处的纸皮被管理处督管发现，她不仅在大群内被通报开除，还被罚了500元。
面对工作中受到的委屈，春香会对女儿倾诉，但每当小满要她实在受不了就辞职时，春香都会拒绝，理由是，这些活儿可比她年轻时在农村务农，中年时在矿山、工地打工轻松多了。
偶尔有保洁员敢于“打破规则”，他们是有“托底”的人。像是因为和业主吵架被开除的梅影阿姨，她的女儿在香港工作，自己住着女儿在南山的大房子，存款百万，每月定期购买理财产品。
“很多保洁员是在明知自己的权利没有保障的情况下，基于生存的需求，接受了这份工作。他们年龄比较大，在外面也找不到更好的工作。只要不威胁到他们挣钱，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忍受。”小满说。
“但他们并不软弱，一旦涉及到工资发放的问题，他们就会特别团结。”小满记得，有段时间保洁员的工资被拖欠，当时所有人都团结起来，在休息室里罢工，经理只能跑来处理，工资问题很快就得到解决。
小满问过很多像母亲一般年纪来自农村的保洁员一个相同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来做保洁？他们的回答可以总结为两个字：养老。
“有一位湖南阿姨，每月养老金只有100多元，用她的话说就是‘买盐吃都不够’。不是所有人的子女都能在大城市立足，很多人的孩子在老家县城或二三线城市勉强糊口，他们没有能力赡养自己的父母，甚至还要靠父母接济。农村老人自己赚钱养老是非常普遍的情况。”小满说。
为了攒钱，很多保洁员靠着超市卖剩的面包、水果，或是酒店自助剩下的白米饭度日。像春香那样为保住工作隐瞒疾病的也不在少数。
还有一部分保洁员的年龄已经超过65岁。“他们总说，要干到干不动为止。至于如何理解‘干不动’？有些保洁员生了场大病，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有人是回老家，有人则是去世了。”
闲暇之余，小满经常会来到母亲工作的场所帮忙，和母亲的工友聊天。保洁员们惊讶于这个年轻人的出现，问春香：“你女儿怎么不嫌弃你？”
在和保洁员群体打交道的过程中，小满注意到，他们并不认同自己从事的职业，常常自我贬低，认为这是“下等人”做的事。有些保洁员下班后会换掉工服、摘下发箍，重新扎起头发，生怕被人认出自己是保洁员。
“媒体报道经常会把保洁员称为‘城市美容师’，赞美他们的‘无私奉献’。相较于这些，保洁员群体更需要尊重，需要被公平对待，我们不应该忽略他们无法被保障的实际性权益。”小满说。
生活虽然不易，但小满发现，保洁员们很感恩能在深圳挣点养老钱。“很多保洁员对我说，幸亏有深圳这样的大城市，需要做保洁的人，天气又暖和，冬天也不会被冻坏。在老家，他们连保洁员的工作都找不到，到了这个年纪基本失去了打工的权利。”
2021年春节过后，春香找到了一份政府大楼保洁员的工作。尽管需要打扫两层楼包括厕所在内的近50个房间，但春香觉得，比起商场，在这里工作更“自由”，感受更好，因为公务员们比较有礼貌。
不过这份工作没有持续多久。这年春天，小满姑姑病重的消息传来；夏天，春香夫妇从深圳赶回老家，陪她走完了最后一段人生路。
姑姑显兰得的是胰腺癌，她确诊之前在一家修理厂洗车，眼看工资就要涨到1650元。
春香记得，显兰在2018年就说过吃不下饭的问题。那年7月，春香陪她去县城大医院看病，因为害怕医院繁琐的挂号流程，她们最后找到一名老中医，开了三副治胃病的中药，显兰喝下后感觉“强些了”。然而一年后，她的身体愈发不对劲，终于在亲戚们的劝说下去了西安的医院，之后就是漫长的化疗。
用小满的话说，姑姑的一生是被金钱困住的一生，是用吃苦来抵消生活磨难的一生。老家的很多乡亲也是如此：年轻时干着又苦又累又伤身体的活，用挣来的血汗钱托举下一代人，生病了就去认识的村医那儿抓点药，只有疼痛难忍了才去西安，从西安回来，常常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2021年10月，小满趁着国庆假期返回老家，亲友间所有的话题几乎都围绕着已经去世的姑姑展开。
显兰是春香同性好友间最信任的人。三十多年前，她们的人生因为“换亲”产生了交集——两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在同一天结婚，她们都是为自己的哥哥，赌上了一辈子的幸福。
80年代末，“换亲”在陕南农村并不少见。小满说，一些女性会反抗父母的安排，但这样并不会给她们带来更好的结果。“我妈妈这一辈的阿姨，有人和父母决裂、有人逃到河南，最终也没有获得幸福。她们没有受过太多教育，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就是被牺牲的一群人。”
“我妈有时候会安慰自己说，和其他姐妹相比，嫁给我爸也不见得是一件坏事。”小满说。
其实，春香也抱怨过。婚后不久，春香和小满外婆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执，她责怪后者把自己嫁给小满的父亲。第二天，便传来了小满外婆自杀的消息。小满觉得，外婆也许是怀着对奉献和回报之间巨大不平等的绝望，选择离开这个世界，这些委屈已经积攒了很多年，“但那场争执是导火索，所以我妈一辈子都在内疚。”
那个年代，现实环境困住了很多人。到了小满成长的年代，贫困虽然并未完全消逝，但越来越多的人得以通过读书逃离这种境地。
“我在成长过程中吃了很多苦，但我是幸运的，有种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感觉。”小满说，在老家的同龄人中，能把书读出来的女孩子并不多，她们其实很聪明，可以考大学，却因为自身或家庭的原因，初中毕业后就中断了学业。
小满的幸运，既有自己的坚持，也很大程度上来自她的父母。春香在小学三年级就已辍学，但“读书改变命运”的意识一直深埋在她心里。小满的父亲在1977年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次考试，因为没考上好的学校，家里也没钱供他复读，只能作罢。之后又因为种种原因，失去了在民办学校做教师的机会。
“我父母当了一辈子农民，打了一辈子工，但他们坚信知识是有用的。自己没能走出来，就一定要让儿女走出来。”
小满自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上寄宿学校，从前一家人聚少离多。春香夫妇来到深圳，是小满独立生活十几年后再一次尝试和父母在同一个屋檐下长期生活。那时，她刚从媒体记者转行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
工作中的挫折和压力，加上生活观念的不同，让小满常常因为琐事和春香发生激烈争执。小满写春香在深圳做保洁员的初衷，便是解决母女关系的危机。
每天晚上，小满总会听着母亲讲述自己的“职场”见闻，这是和她在大厂的职场体验完全不同的故事。
“在上大学之前，我一直以逃避的态度面对自己的成长。回避谈论我的父母和我老家的那些事。我以为上了大学就可以超越过去、超越出身，就像电影里那种励志的剧情。后来我发现这些都是错的。在不断面对现实、被社会捶打的过程中，我发现曾经的那些掩饰是多么可笑。我意识到，人必须要接纳自己，才能不断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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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满把自己称为“大厂女工”，白天在一个严密的系统里做着“螺丝钉”般的工作，在高速运转中印证自己的价值，看似跃入了白领这一“体面阶层”，实则“在夹缝中生存、尽量让自己不要被裁员”。她觉得自己和保洁员一样，都是“无法豁出去”的人。
至于和母亲的关系，小满清楚两代人观念的差异始终会存在，但记录、书写母亲的这一过程，让她更加理解、包容母亲，“从前我更多是用女儿的眼光去看待母亲，现在我学会了用一个成年女性对另一个成年女性的眼光去看她，这让我们之间的冲突少了很多。”
现在，春香还是习惯性地把别人不要的东西往家里捡，但小满不会管了。春香也不再频繁征询小满的意见，她开始自己掌控厨房，决定自己如何社交；失去在政府大楼的工作后，春香很快靠自己找到了新工作，并且以“通知”的口吻告诉小满，她第二天就要去上班了。
工作之余，春香努力识字、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她跟着小满和视频号学会了拼音，用手机写日记，记录在深圳度过的圣诞节、第一次见到的马拉松……
小满说，母亲很有毅力，每天坚持记录，有时候还不止写一篇。不久前，她替母亲整理日记时发现，从今年6月到现在，她已经写了近3万字的日记。在小满看来，这是母亲尝试寻找自我的一种方式。
春香还开始阅读，她最近在看的书是《我在北京送快递》，同样是关于底层打工人的故事。
小满写的这本《我的母亲做保洁》，春香是“第一审稿人”。每写完一篇初稿，小满总会先打印出来给母亲看。春香的标准简单又严格：读不读得通，读不读得完。
“我读了女儿写的书，我希望全国各地打工的妈妈，跟我一样做卫生的妈妈，不识字的妈妈，他们识字的孩子们多多写写妈妈的故事，多多看看妈妈的故事。你才知道，所有的妈妈都打工过。”
